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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书法高考_温州书法高考培训班
tamoadmin 2024-05-15 人已围观
简介全国写作教学示范学校 全国科技体育传统校 浙江省写作大赛优秀学校 浙江省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特色学校 浙江省绿色学校 温州市“小文学家”基地学校 温州市“小科学家”基地学校 温州市“园丁杯”银奖 温州市文明单位 温州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温州市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温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先进学校 温州市排球特色学校 温州市航模特色学校 温州市德育特色学校 温州市海陆空模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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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黄钦康
(曾用名黄沈奇、黄琪) 1932年农历十月二十出生在苍南金乡镇的河头; 1947年金乡小学毕业以后考取温州瓯海中学(现温州四中),1949年5月参加浙南游击队; 同年11月到市中(现温二中)读高中,之后,在温州地区文工团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和小学美术教育工作; 1953年考入东北美专(鲁迅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就读期间受乌密风、李浴等教授指导; 1956年毕业分配到杭州杭丝联,师从楼紫朗、吴锦琛等丝绸图案设计名家,并从事丝绸图案的设计; 1957年要求到大西北工作,历任西安美术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印花布图案展览。 孙万鹏 1940年4月16日出生于温州市区五马街一个裁缝家庭; 小学毕业于一小(现广场路小学),初、高中就读于温州四中; 1959年以全省农类高考总分第一名成绩录取浙农大植保系(现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 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省农业厅工作; 1982年就读于中央党校,一年后回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农业厅长,全省最年轻的省农业厅干部; 1986年至1987挂职兼任黄岩县委书记。 一个偶然机会开始对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邓聚龙教授的灰数学之哲学研究; 1991年开始正式出版《表现学》、《灰色价值学》等五部灰学著作; 1992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七次灰色系统大会上,宣布孙万鹏为灰学理论创始人,并任全国灰色系统学术委员会主任。 至今,孙万鹏已公开出版著作20部、500多万字。国内已有100多所大学开了课。 陈燊 陈燊原籍瓯海仙岩下林,1921年7月19日出生温州大高桥; 年少时因种种原因,仅在高小和初中待过三四年; l952年考取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1956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至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苏俄文学的研究; 1985年他被评定为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1年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他曾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苏联文学研究会等理事; 《文艺理论与批判》、《外国文学评论》等杂志编委,并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期间外国文学语言组成员等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他的主要学术成果,他说自己是“又少又多”,说“少”,是指他所撰写的论文约80万字(不包栝其他文章); 这些论文的数量、质量,在我们研究员中还是居于前列的;
说“多”,是他所主编的两套丛书、特别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共达120来册,约4000万字。 张文立
1935年出生于永嘉县永中镇(现龙湾区永中街道); 早年就读于温州瓯海中学(现温州四中); 1950年参加太顺县剿匪、土改等工作; 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任教; “文革”期间下放江西劳动; 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职。 南延宗 1907年2月5日,出生于今乐清黄华镇南宅。 1922年,考上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今温州中学); 1925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地质系,受教于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建国后为中科院院士); 1931年,进入“中央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拜所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为师,成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1936年,写成《地质图上火成岩花纹用法之商讨》; 1941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42年,由于对中国地质矿产贡献重大,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纪念奖金”; 1943年,在广西钟山黄羌坪,第一次发现中国铀矿; 1946年,任重庆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8年,回乡任温州中学初中部主任,兼任瓯海中学教师; 1951年2月23日,因病逝世。 林冠夫 缘起:1999年,一次路过市区车站大道康宏大厦,曾看到大厦的墙面上镶嵌的是林冠夫题写的楼名,当时并不知道林冠夫何许人也,只觉得字写得文静有墨韵,颇具文人字的儒雅,心中一番惊喜,暗暗揣摩林先生可能是位满腹经纶的学者; 常言道:“字如其人”,书法确实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气度、学问、情趣,文人字向来为我所偏好,如同经年醉心品尝绿茶而对普洱茶怎么也激动不起来一样,平庸的书法家仿佛是我并不喜爱的普洱茶;后经打听,林先生原来是为红学专家,而且名气不小。 此后,我也就留意这位红学专家了。 陈学文 1934年8月出生在乐清市北白象镇莲池头村; 1945年考入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 1951年被选拔到青年团温州市委工作; 1953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 1957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干校工作; 1959年调回温州四中任教; 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仍坚持学术研究不辍,潜心于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的探索; 1980年在中国社科院招考中,被录取后调到浙江社科院工作。 鲁剑光 1922年12月出生在温州,中学音乐教师; 从小喜爱音乐,抗战期间曾参加“温州青年歌队”用歌产宣传抗日; 1949年后,在小学当过音乐教师,后到温州四中任教,也教音乐;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深入民间,从群众口中挖掘民歌,并进行记谱,然后在学生中传唱,使《叮叮当》这首温州民歌走向社会;他搜集的温州民歌还有《河边问答》、《叮当叮当》和永嘉民歌《介呢做窠》等,如今均已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 1982年退休,现为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叶永烈 1940年出身于温州市区铁井栏一户殷实家庭; 初中毕业于瓯中(今温四中),高中就读于温州二中,1963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11岁在《浙南日报》(《温州日报》前身)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l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他丰富的精神财富; 叶永烈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张乘健
(能受天磨真学者) 1944年夏历正月初一日凌晨子时出生于温州; 五岁就读于西郊小学,1985年于温州四中初中毕业,因“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同年底参加工作; 先后在冶金厂、藤桥区供销社、市财政贸易办公室、市商业届、市供销社、市副食品公司、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小南路指挥部等单位工作; 1994年调入原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 赵超构 1910.5.4-1992.2. 131926年自本校初中毕业 温州文成龙川(龙川原属瑞安)人,中国新闻泰斗、著名杂文家; 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等名作;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 1926年自本校初中毕业。温州文成龙川(龙川原属瑞安)人,中国新闻泰斗、著名杂文家,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等名作。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 叶祥奎
1926.12- 2012.8.15 1947年自本校高中毕业。温州龙湾人,中国唯一古龟鳖学专家、古生物专家,曾参与古龟鳖类命名和恐龙动物群研究工作,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脊椎动物话古今》等书,曾参编《辞海》、《大百科全书》。曾任中科院古脊椎所爬行动物研究室主任。
王季思
1906.1.7-1996.4.6 1925年起至20世纪40年代三度在我校任国文教师。温州永嘉人,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西厢五剧注》、《中国文学史》、《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名作,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曾任民盟广东省副主委。
夏承焘
1900.2.10-1986.5.11 1925-1927年在我校任国文教师。温州市区人,被誉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 存有《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经典巨著。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张肇骞
1900.12.1-1972.1.18 1925-1927年在我校任生化教师。温州龙湾人,中科院首批院士,北大教授,著名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植物志?菊科》、《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等书。
南延宗
1907.2.5-1951.3.7 1949年在我校任英语、化学、数学教师。温州乐清人,中国铀矿的发现者,被誉为“我国铀矿地质的先驱”“中国铀矿之父”。
梅冷生
1895-1976.7 1945年在我校任国文教师。温州市区人,著名文史学者,被誉为温州地方文献的“守护神”,著有《馆藏古书目录》、《温州地方史资料》。曾任温州市图书馆馆长、市文管会副主任等职。
游任逵
1917-1986.3.3 1945-1950年在我校任国文、历史教师。温州瑞安人,古代文学专家,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活字典”、“东瓯一代名师”。曾任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科主任。
戴家祥
1906.4.11-1998.5.30 1944-1949年在我校任国文教师。温州瑞安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经学家,中国“金文研究第一人”,师从王国维,著有《墙盘铭文通释》、《金文大字典》等书。
学校领导
校长 :苏小平 副校长:蒋昭侠 副校长 :叶德汉 校长助理:陈立钢 校办主任:蒋为坚 副主任:蒋莉青 政教处主任:林甲景 副主任:陈飞展 教务处主任:陈克 副主任:潘略辉、卢华军 总务处主任:叶晓敏 工会主席:金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王财贵,建立了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在大陆宣扬通过全日制读经来培养圣贤。当时,国学热逐渐兴起,“读经运动”很受欢迎。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十多年过去了,最早一批被贴上“读经少年”标签的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过得怎么样?《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找到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成长定义是非,引发思考。
读经班走出的“码农”少女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在灌心灵鸡汤”
“我有躁郁症和强迫症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都是家庭造成的,不能甩锅给读经班。”
见到宋金阁,你不会认为这个长相清秀、表达流畅的女孩子“有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她在简单寒暄之后,直接道出了自己的病情,不掩饰、不尴尬。
2008年,宋金阁小学六年级,母亲瞒着父亲把她偷偷送进了当地一家私塾。某个清晨,她拎着书包藏起行李说去上学,过年前再没回过家。喜爱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宋金阁成绩不好源于品行不端、不服管教,普通学校教的东西都不对,急需正知正见的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宋金阁觉得母亲是对的。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她所谓的“不听话”其实是强迫症伴有严重读写困难。
12岁的少女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会很自然地搜寻同类。宋金阁发现,同学们大多家境优越,只有少数是像她一样被送进来管教的。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出家师父收养的孤儿,只有5岁。
在这家私塾,每个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背诵与自主学习,主张“内求”,不提问、不解经,背不下来的时候体罚是常见的。“有一次背诵到晚上12点还不行,我被铁戒尺打了50多下。我倒也没有不满,因为大家都要对自己定的读书计划负责任,就像你上班迟到就要扣工资一样。”
在这样的氛围下,读写困难的宋金阁背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背了一半。
私塾往往都涉嫌非法办学,因此,读经的孩子免不了四处求学,辗转多个城市也是常事。宋金阁离开第一家私塾后,先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江西、河南等地。江西的那所书院在赣州,他们师从一个业内颇有名气的书法大师吴鸿清。学的虽然是书法,但方式上却跟之前上的读经班相似,一样不教技巧思路,不讲解内容,只要求一直不断地描红,在描红的过程中自己参透、悟道。
“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等我真正走上社会,发现很多是不切实际的,是在灌心灵鸡汤。”长大后的宋金阁认为,自己那几年学的充其量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民俗和迷信,真正的国学应当涉及哲学领域,离不开思辨和讨论,是一门需要秉承科学精神钻研的专业。
访谈间,宋金阁两次拿出哮喘喷雾,抱歉地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不好意思,老毛病。”长时间诵经造成的声带受损,三年多躁郁症的药物治疗,她的心肺和肾脏功能受损,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但从2017年开始学编程,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乐趣”。
如今,宋金阁生活在上海做一个普通的“码农”。“很多人问我,你考文学类专业不是跟玩一样?为什么不找一个挨得上的工作?其实,我的个性比较一板一眼,追求事物的逻辑性,编程让我很开心,只可惜没有数学和英语基础,发展前景不好。”让她觉得有些讽刺的是,虽然很不喜欢读经班,但回头看自己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工作不怕苦,以及记性特别好的优点,似乎又都是读经班的“副产品”。
“对像我这样从读经班出来却又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眼前没有路,过往被社会和舆论否定,对内在韧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宋金阁说,可能今后我还是很“菜”,但是我真的拼尽全力在生活。
从文礼书院退学的少年
“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文礼书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乡,以包本背诵三十万字中西文化经典(简称“包本”)为基本招生条件,是读经圈向往的最高学府。
徐子生,来自台湾地区,9岁读经,7年“包本”,16岁进入文礼书院,18岁退学。
几个月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加入了一个控诉读经班的微信群,群里的家长遍布澳大利亚、法国等地,都在谴责读经班曾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身心伤害。徐子生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早年从台湾地区到杭州发展,是一位艺术家,也曾参与文礼学院早期的创办。
因为不适应内地的教育模式,徐子生9岁时从杭州的小学办了休学,和姐姐在家一起“包本”。有时他也会跟随父亲去相熟的堂主那里待上一个礼拜,看其他人是怎么学习的。“坦率说那时候确实年龄还小,没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考虑我当下要什么,未来想怎样,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稀里糊涂开始读经,并且一度只读经,别的都不学。”
由于是自学,徐子生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包本”。跟他同期进入文礼书院的同学,平均用了三四年,快的只要两年。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学习强度和压力令他不堪重负。“每天四点起床,从早学到晚,我的睡眠质量很差,又不想落下功课,后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徐子生说。
除了生理上吃的苦,学习上的困惑也不少。大多数读经班都宣扬“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也就是要求孩子们先“包本”三十万字,待进入文礼书院统一解经。但真正进入文礼书院后,徐子生期待中的解经、讨论、辩论和质疑都没有过。
他举例说,说到哲学,王财贵本人极其推崇哲学家牟宗三,鼓励学生们都要读牟宗三的书,并且说只要读他的书就够了;说到跑步,他会说这是很低端的,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打太极;如果说音乐,则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弹古琴,吉他什么的其他乐器都很低端?几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一边倒地灌输。
作为“老实大量读经”体系的早期追随者,了解得越多,徐子生跟父亲的质疑越多。沟通无果之后,他决定从文礼书院退学。
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一度以为要瞎了的徐子生恢复了健康。回想起自己读经的这段经历,觉得生理的问题或许是个体的,但读经班存在的问题是共性的。“读经本身就好比说要读书要学习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永远都不错。但大家普遍认为,现有的读经方式,尤其是?老实大量读经?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跟学术研究规律也是相悖的。”
今年9月份,徐子生即将去加拿大上大学。从小对艺术和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他申请到一家很不错的艺术学院,学习视觉艺术专业。他说:“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仍在彷徨中努力的他们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辗转找到惟生的时候,正好是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曾经的读经少年,后来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去大凉山地区支教了一段时间,今年报考上海一所985大学,却因为考研英语少了一分,不得不申请西部另一所985大学调剂。初步通过之后,他带着希望赶到当地办理手续,却被告知不符合调剂原则,失望而归。
记者查阅该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里面明确规定,被调剂考生的学历获得形式须为“普通全日制”,也就意味着自考本科学历不在其认可范畴内。
在这些孩子重返体制内的升学道路上,类似的坎坷很多,神化、异化、妖魔化同时存在。惟生曾因揭露“老实大量读经”的问题而被媒体多次报道,但喧嚣过后,他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似乎从来没有被很好地传递出来。与此同时,他在回归自考的过程中,她又被一位激进的文化大师当面呵斥,以考研为目标是背叛私塾界的行为。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自考、考研诚然是个很俗的事情,却赋予了我选择的权利。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惟生说,随着时间流逝,所有这些“别人的看法”都会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有我自己奋斗出来的成果。
另一位女孩陈曦,20岁出头经历了7次转学,辗转四五个城市,但她至今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传统文化坚定的热爱与拥护者。她正在积极准备自考,有时候在同济大学旁听,有时候去老师家里上课。不过,在与记者长谈后,最终她建议删除自己的故事,理由是在最近一次的媒体报道中把她的经历写得“过于骇人”。
“作为曾经的读经少年,我有第一人称的视角,也有义务说实话,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异化已经够多了。除去那些令人同情的经历,给选择常规道路的人带来一些优越感,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阅读的推广变得更难,人们真正又能关注到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个人的伤痛,还是不要上升到读经的问题上了。”陈曦说。
19岁的姚渡更加乐观一些,他2012年离开学校,6年多来背过经、习过武、练过字,坚定过也放弃过,如今在无锡一所国学专修学校继续学习。这里的课程不仅有传统文化,还有数学、英语。英语老师是同济大学的英语硕士,同时也在通读五经,练习书法。
姚渡说,他看见了读经班的问题,但并不否定学习经典的收获。“古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不是万能的,《诗经》可以,但到了《尚书》光靠文本根本读不懂,也就很难背下来,可是注疏和讲解在一些野蛮读经的学堂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再回头看,包本背诵也不能全盘否定,无论方法多么野蛮,好处是你确实用短时间背诵下了大量经典,坏处是你没有任何在生活中实践、落实的渠道。只学习传统,不结合当下,不考虑未来,肯定不行。”
读经少年的未来往何处去?姚渡说他不知道,眼前的出路想过要自考,也想过当读经老师,还想过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有了方向,我会全力以赴。”
读经少年何去何从?
否定传统文化教育的浅薄和野蛮读经的狂热之间有相通之处,都有功利思想作祟。喧嚣过后,探索更加契合古典教育精神的教育才是目标
历史上,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和私塾、学堂、书院等作为中华文脉赓续的物质载体一直受到推崇。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人们对重续传统经典教育的呼声也强烈起来。
但是,观念上的重视和转变并没有让现实中的困难变少。比如,传统文化教育到底教孩子什么课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化糟粕是什么,如何规避?如何接轨和融入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升学的途径是什么?现代私塾的行业标准、资质界定、审查机制和监管机制又是什么?诸多问题一直都没有权威定义。
因此,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的读经班热闹了一阵之后,在世人眼中呈现出了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其一,不追求世间的分数、升学率、名校效应,通过东西方经典的诵读,培养饱读诗书、温柔敦厚的少年君子,奠定成为一代文化大才的基础。其二,放弃义务教育、老实大量读经,身心俱疲,试图走上一条圣贤路前途未卜,重归体制教育困难重重之路。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认为,一边是声势浩大、感人肺腑的“读经宣言”和“经典万能论”,一边是蓄意攻击或曲解学习传统文化的论调,这两种声音在同一个舆论场中互相攻击,公众很难得知读经实际情况。“我从学习经典中获益良多。也因此,我关心读经少年的困境,常常都在思考?读经少年何去何从?的问题。”
为什么读经?“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读经孩子背得很溜却不解其意。柯小刚说,他们离开体制多年,高考刷题跟不上,自主招生的独木桥比高考还窄,而且需要高中毕业推荐,读经学生哪有啊?如果要回归体制内教育,只有自考和考研了,如果不回归,不妨学习一门技艺,譬如书法,或许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但无论走哪条路,当务之急是要搞明白,背了多年的几十万字经典,曾经老师只许你背,不给你讲也没能力讲解的那些经典文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曾经给你灌输的经典万能论,不一定是骗你的;但也可能是骗你的,骗还是不骗,取决于你自己。
“否定传统文化教育的浅薄和野蛮读经的狂热之间有相通之处,都有功利思想作祟。喧嚣过后,探索更加契合古典教育精神的教育才是目标。”柯小刚认为。
读经班有一种倾向,你越打击它越藏得深,禁而不绝。不如主管部门开出口,给空间,定标准,再做好监管。
仁泽是江苏无锡人,小学四年级辍学后进入私塾和书院学习。在过去的三年半里,他转了七八次学,最近因为“严打”,他所在的昆山正谦学堂从苏州昆山,搬到常州溧阳,又搬到了河南南阳,导致他一度失学。
“好多同学就跟着堂主去河南?打游击?了,爷爷奶奶不让我离开江苏,希望我回去上正规学校。我也想,可落下这么多课早就跟不上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合适的书院,又因为当时我的年龄还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接受我报名,一直拖到满15周岁才收下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教育部明确要求严厉查处代替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一批私塾四处搬家,在部分监管较严的地区,像仁泽这样年龄尴尬的孩子面临失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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