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讲座观后感_储朝晖评高考

1.储朝晖的人物经历

2.求语文摘抄（高中暑假作业）

核心内容：基层教师的收入状况究竟怎么样?现行政策与执行是否存在偏差?教师待遇又该如何切实改善?

2015年2月1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搜狐教育独家专访，就“教师待遇调整之困”展开深入分析，在他看来，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当前大部分教师的绩效工资成了“官效工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专业和行政角色分开来。

以下为访谈实录：

教师的绩效工资后来变成了“官效工资“

主持人：中国教育一直以来东西部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教师存在巨大差异，面临这样一大盘棋改革，教师薪资水平应该从哪儿开始着力?

储朝晖：这个说来话长，从过去6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在1949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参照，就是教师的工资是比工人工资高很多。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有言论称工人工资应该比教师工资高，从那时候开始教师工资一直很低，虽然反复调过很多次。

要真正改变，背后涉及到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教师职业的管理从1949年以后由政府全部包揽，每次调整待遇都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学校说了算，要全国启动。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是国家包揽，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中西部发展比较差，很多次调工资的时候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来买单，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不一样，所以经常出现全国性的政策到地方不兑现。要改的话整体上从教师工资的管理体制上想办法。

主持人：对于当前的绩效公司评定的情况，您的看法是?

储朝晖：简单说绩效工资后来便成了官效工资。本来绩效是按照工作效果来给你工资，但是教育是很复杂的，怎么评价一个教师的工作?甚至可以说短期看不出来，有的要到几十年以后才能看出来工作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分配按照你这个绩效来进行分配，从理论来说是不可行的，但是现在在学校里面设置了绩效工资，只能看短期你干了什么事。那么眼下干了什么事对于学校来说有些事是可以干的，有些事不可以干的，可干可不干的。这样一来很多学校采取了简单的办法，按照简单点数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科学的。

解决“官效工资”须把专业和行政角色分开

主持人：国务院在部署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时，制订了“管理以县为主、经费省级统筹、中央适当支持”的原则，这导致以县为主的管理，近年来普遍出现了县级政府挪用、挤占、不按保障比例投入的情况，在绩效工资经费的监管方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储朝晖：对教师的绩效很难去进行评估，这是一个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中学教师跟小学教师相比，实际上很多小学教师做出的贡献远远比中学教师高，但是现在很多小学教师拿的工资远远比中学教师拿的低。我们的工资有可能经常偏主课老师，副科老师给的工资很低，尤其音、体、美，由于绩效很难评估，用绩效的概念来对教师进行工资的评定本身我认为是不可取的，这个我们做过大量的调查，也做过历史的很多资料搜索。

第二，现在之所以出问题还是跟我们现在的学校管理方式是直接相关的。校长不是教师推选出来的，校长首先要考虑到自己的官帽怎么对上负责，不是对教师负责更不是考虑对学生负责。这样一来就使得教师的工资评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没有正常的反映和沟通渠道，所以到一定的时候怨气就会爆发，一旦爆发就将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不爆发的时候则会出现大量的教师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受伤害的是学生，导致整个教育很多事做不好。这个是隐性的，除了刚才讲的特性以外还有管理。

主持人：您刚才说了绩效评定工资的方式不可取，那您认为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储朝晖：这个世界上其它国家有一些专业的方式，专业方式就是按教师的职级。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把专业的角色跟行政的角色分开，专业评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在专业评定的基础上把教师的专业资质搞清楚，这是他的工资的依据，我们现在已经在用。

另外一个角度，把教师实际的工作量算的出来，任多少课和专业资质应该呈一个相乘的方式，基本是这样一个工资评定方式，这是比较认可的。不是没有方式的，全世界都有教师。

国家应该对农村教师的薪资发放加强监督

搜狐教育：近来山东济南、安徽肥东等地先后发生教师集中讨薪事件，在全社会震动很大。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并进一步升级事态为群体事件?

储朝晖：我了解很多教师欠薪，主要还是发生在县级以下的学校，乡村的学校，中小学的教师。他们的话语权相对比较小，声音很难发得出来。欠薪问题大多数跟当地的经济还有政府的管理方式，按照当地的财政收入状况，发教师工资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上了很多项目要搞很多政绩工程，结果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要求没有达到，优先次序上本来应该按照文件兑现教师工资的没有兑现，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主持人：这还涉及到教育公平的问题，薪资水平偏低导致老师罢工，大量的水平高、教学能力强的老师外流。您觉得这种情况如何去解决?

储朝晖：我认为首先对农村教师薪资发放应该加强全国性的监督，工资是不是到位了，是不是应该该发的都发了，是不是该兑现的都兑现了等等。尤其接下来2015年估计这类事还会增加。为什么?我们整个经济现在处在下挫的状况，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包括很多年积累的欠帐在出现，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这个事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让各个地方督学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内容进行督察。

然后每年各个地方的人大开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地方的教育经费是不是实现了三个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放进去，因为三个增长是过去很多文件都要求的，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教师工资少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本来应该时间到现在我们及时足额两个方面但是没有那个时间不到不发给你，比如职称评上更高一级职称，我现在没钱，三年以后才兑现。三年间的工资就不予支付，有这种情况。

主持人：您有没有了解过，农村的村校和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代课老师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储朝晖：这两个是更没有保障的群体，农村代课教师实际上现在还在岗的这部分大多数年龄比较大，也有2000年以后入职的大学文凭的但是没有入编的人，这个群体也是很多的，要通过考试再重新招录，有的甚至原来就是师范院校本科的，现在依然是代课教师的人都还有。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在编的教师工资大概一半左右，有的甚至更低，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长远来说这部分人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保障，而且政府要出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这部分教师还是自己能够找一个其它的工作尽可能去找其它工作。

我们现在缺少对教师工资的专业定价机制

主持人：最近，一则“公务员骂教师加工资不要脸”的新闻引发热议，再加上新一轮公务员涨薪即将启动，如何看待“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喊了20年却没兑现”的现实尴尬和难题?

储朝晖：还是回到前面讲的历史，因为在民国的时候教师工资就是比公务员的高，现在整个状况倒过来了，公职人员的工资整体上都高于教师，这个问题从口号提出来我们一直在各地方调查，实际上至少在最近30年都很少有教师工资超过公务员的情况。

我们看看国外的专职人员的工资也是同样比政府职员的工资要高，因为包含的专业性在里面。单位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拿高薪才能聘到这个人。中国学校不存在这种状况，导致整个工资整体偏低。

我反对教师在课外再去把学生拉着上课，但是出现这种状况跟体制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收入太低，通过这种方式又有市场，这体现了供需关系，供需关系决定了我们现有定的教师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工资标准存在问题。所以改变这个东西短期内改变不了，还是应该尽快改革这个机制，教师岗位学校聘教师要花多少钱，形成相对不是完全的市场定价机制，实际很多老师如果凭他的专业工作去做也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缺少对教师工资的专业定价机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储朝晖的人物经历

韩国高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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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教育制度是,小学6年,中学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教育援助计划的渗透所造成的影响.到1996年为止,小学被称为国民学校,由于种种问题,从96年开始改成小学.

韩国的升学考试非常难,虽然没有象日本这样从幼儿园开始.韩国的升学考试其实只有一次.

这是由于从1960年代至80年代实行的平准化政策的结果.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60年代的韩国由于财经问题,义务教育无法贯彻到中学.但大部分的学生都有升学愿望,升学考试也不简单,导致放学后的补习,老师担任补习班的讲师,学生也都集中到一流学校.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采取了学区制度,但又发生了学生集中学区内的一流学校.1969年开始,政府开始考虑"平准化政策"

平准化政策将公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取消,由抽签决定学校.并废除一流学校,将其设施转到高中使用.使升中学考试降温.

同时,也产生了一样的问题.高中入学考试开始,白热化.在1974年, 政府对于高中也采取和中学一样的做法.

所以,实际上韩国的升学考试只有考大学的一次.当然相当受重视. 课外补习,由大学生或高中老师担任家教,补习班等又不断促进升学考的升温.对于这些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做家教的学生退学,老师停职,并取消教师证书.废除补习班.所以,现在的韩国的毕业班学生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

早上6点起床,8点到校开始预习,9点至下午4点是正式上课.6点为止补习.然后吃晚饭,10点为止自习.还有不少学生在自习之后再到补习班或图书馆去的.

进大学后,念完2,3年级的男学生有很多进入军队.使学校内学生的年龄拉开差距.虽然只是韩国特有的现象,但希望能将年轻的力量用在其他方面而不是军事上.

韩国升学考试的情况

虽然在实行平等化政策,但韩国的升学考试依然很难.

高中和中学虽然已经不存在重点校.但重点大学依然存在,韩国一流的三所大学是,汉城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女子大学里最有名的是梨花大学.

不论在那个国家都有一些特别的风俗习惯.现在介绍一些韩国的有关升学考试的风俗.

考试那天早上不能喝海带汤,因为海带很滑,含有落第的意思. 反而要吃年糕和硬糖.

这样的年糕和硬糖除了吃之外,考试当天家长还来到大学门口将年糕和糖贴上去.在韩国,年糕和硬糖是毕业班学生的象征.从考试前100天开始,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就开始将这些东西送给毕业班学生.

除此之外,在考试100天前要喝所谓的"100日酒".最近开始流行送戒指和叉子.希望学生能正中考试的要害吧.

韩国的教育内容

因为升学考试的关系,韩国的科目里,语文,英文,数学是最重要的 语文分文学,文法,语文.韩国虽然和日本一样同属汉字圈.但政府从80年代开始主张单单使用韩国字母.现在汉字在韩国越来越少被使用,所以教育也不重视汉字.

在韩国,第一外语是英语.从中学开始学习,高中开始可以选择第二外语,男孩子选德语较多,女孩子选法语较多.也有的学校有开设日语.在商业高中和工业高中的话,则选日语的比例较高. 韩国的高中分一般高中,商业高中,工业高中和农业高中.商业高中是以女孩子为对象,工业高中是以男孩子为对象.

韩国的教科书是由国家规定,有的科目也仅仅只有一本教科书.比如:伦理,历史(韩国历史)等.

韩国政府于1951年3月20日修改教育法后，正式开始"6.3.3.4"基本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

1.高等教育：韩国的高等学校包括专科大学、教育大学、师范大学、综合大学和研究生院等，以实施全日制教育为主。其中专科大学为二年制，教育大学、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为四年制，而医科大学的学制则为六年，研究生院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各为三年制。此外，韩国还设有实施成人高等教育的广播函授大学和开放大学，主要设专科大学和学士学位的课程，学制为二至四年。韩国的高等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及私立等三种管理体制。

2.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韩国的初级中学作为中等教育机构，学制为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为升入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其他学校做准备。韩国的高级中学分为人文高中、实业高中，学制均为三年，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历者。

3.初等教育：韩国的初等教育，学制六年，招收六岁儿童入学，为升入初级中学做准备。韩国的初等教育机构均为义务教育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实业科，对学生进行基础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和简单的职业训练。

中国的教育相比就有很多缺点：

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许多的利益群体牵扯到里面去，若牵一发那可真是动全身啊。

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讨论最多的几点是：

一、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据说，教育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三、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教育资源是什么，如师资力量就是一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指的的国家分配不公，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的不公，具体上是东西部的不公，农村与城市的不公，省立高中与县立高中的不公等，政策的不公，具体是高考是分省录取、高考有许多的加分政策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问题，高考大省里的学生们，拼命的学习作题，人数教少的省的学生过的是潇洒有滋味，还有什么高考移民等。

四、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一些中国教育制度的改善方式：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

前不久，在由中国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与反思”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诸宏启教授及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和民办信孚教育集团的柴纯清等专家就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上述问题并进行了阐述。

教育制度改革的理念和价值

杨东平、储朝晖、王烽等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先进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价值和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现代化方向相一致，中国教育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教育的普及性。现代教育的历史，就是不断普及和扩大教育的历史，通过更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从而提高民族素质，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增进和扩大社会民主。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旺盛的教育需求，特别需要弘扬中华民族重教兴学的精神和民间办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开放教育，解放教育生产力。这也是“穷国办大教育’的一个必由之路。同时，需要发展信息时代以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的各种新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在终身教育的视野中，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制度。

教宵的公平性。现代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平衡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而非人为扩大客观存在的各种教育差距和社会差距。

教育的民主性。在我国的现实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重建教育的公共性。它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创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权力，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机盎然的事业。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与此同时，需要确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师生平等、社会参与等价值；确立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力和在教育、科研中的中心地位；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决策体制和机制；建立学校与家长、与社区紧密联系的参与机制。

教育的人文性。现代教育具有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两翼，必须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种价值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重视教育树人育人、文化传递、社会整合等非功利价值，防止经济主义、科学主义、能力主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教育的戕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确立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是指与学科中心、考试中心的价值相反，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同时，使各级学校成为社会和社区的文化中心，使教育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繁荣的源泉。

教育的实用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特别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教育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追求。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它有赖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地方化，以及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的自主权。

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和动力机制

杨东平、储朝晖、王烽等专家认为，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汲取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它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学校管理的民主化．

在论及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时，杨东平等专家认为，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存在三种不同的动力和价值。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惯性。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具有很强的惯性，仍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强调效率和发展。为此，习惯性地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城市中心、效率优先、重点扶持、轻视和歧视民办教育等价值特点，形成教育系统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

二来自市场的动力和价值。市场经济的发育改变了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市场机制、市场价值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发展。教育消费、教育成本分担、教育投资、教育服务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教育权利和教育利益开始受到重视。它主张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倾向用企业管理改善教育管理。它推动了入学机会和标准的多元化，同时具有将利益交换原则引入教育的倾向，试图用“金钱面前的平等”改变“分数面前的平等”。它推动了教育地方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所谓的“地主效应”，如各地名牌大学招生本地化的趋势。

三是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的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市场化方向的怀疑。

基于上述认知，专家们强调，当前最突出的教育问题，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确定和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教育责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希望能帮到你的一点忙！谢谢了！

祝你留学顺利！

求语文摘抄（高中暑假作业）

1981年入徽州师专物理系，同年冬开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产生兴趣，确立以教育为职业、以研究为生命、将教育办得更好为人生目标定位。

1983年开始进行教育与社会调查并坚持至今。

1985年从徽州师专毕业由安徽省教育厅发专文分配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是依据陶行知教育思想倡导农科教结合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之一，任《陶行知全集》（川教版）1-12卷专职编辑和编委。

1992-1995年在安徽省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在职进修，

1998-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

2001-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获博士学位后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后，先后在教育部人事司、办公厅、发展规划司从事调查与专题研究工作，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成就展教育专题文字组长。

2006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评为研究员。

2008年起任中央教科所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

2011年发起恢复重建中华教育改进社。

2013年8月在恢复重建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社员代表会上当选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2014年先后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郭秉文研讨会、赴多哈参加世界教育创新大会。

2015年11月当选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主席。

1我决不“混”生命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我的大学和你们很多人一样，被规划了。1996年，我被父亲选择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土木工程，进入我亲爱的母校，湖南大学。在那年的10月1号，也就是开学后一个月的日子，我刚刚结束完军训，吃完晚饭，我和我的另外九个室友，挤在那个晚上十一点断电、闷热的宿舍里，翻我们大学四年的课本，却发现它们都是对我而言，极其无聊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一直到熄灯，我点起来蜡烛，烛光摇曳，照亮我的天花板，也就是上铺床板，我隐约看到上面有一个字！我把手移到上面，看到一个大字，混！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遭到了命运的围困，而且好像还必须被围困四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当有一个一平方米大的“混”字，压在你的头顶的时候。

这样一直到晚上三点钟，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是潜意识最清醒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事情，我决定对我自己的生命发问：

古典，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什么生活，为什么你不去造一个？

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命发问，这次发问改变了我的一生。

很多年后想起来，我依然对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心怀感谢，因为他翻身起床，问自己，如果2000年，大学毕业结束那天，我觉得此生无悔，那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他慢慢地听到内在的回应，他记录了下来很多答案。有些比较平常，比如过四级，考驾照，有些很有趣，比如说学习功夫、搞乐队和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还有一些看上去有点遥远，流浪一个月，骑单车去北京，去全世界最高和最深的地方。

从写下这些文字开始，他的生命开始改变。

我过了四级，学会开车，向我喜欢的女孩子表白。我开始搞乐队，我开始学习功夫。在1998年的夏天，我和两个朋友流浪，其中一个叫做小明，我们在整个路上骂骂咧咧，我们就这样打打闹闹地从长沙骑到北京，23天．8个省，1500多公里，到了北京，成为生死之交。我还有去我能找到最深的地方，江西萍乡的煤矿，在几个矿工的陪同下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呆过一整天，感受喘不过气来的、墨水一般的黑暗。我想那是世界最深的地方。

最后等我划掉我的清单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西藏的珠峰，但是那个地方需要的钱和时间，是一个大学生所没有的。后来我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工程师。半年后，我离开这个行业，再后来，我失恋了，初恋的失败让我痛苦，希望逃离这个国家。

于是我来了北京，成为一名新东方学生。在我考完托福GRE，甚至拿到OFFER的时候，我又一次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想起来那个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

后来我留下来，成为一名新东方的英语老师，我开始攒钱，然后攒时间和工作后日益下降的身体。在2004年，我来到了西藏。这是珠峰大本营，海拔5500米，这是出发前的我，在雪线下面，珠峰的雪化成水流下来，变成这条河。绕过山头能看到洁白的珠峰，让我在爬的时候一直想死在那里。这里有一个邮局，里面卖着昂贵但是销路很好的明信片——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通讯方式，还因为上面的戳——珠峰大本营——你可以寄给你的朋友，你可以收藏，等你老的时候对你的孙子吹牛说爷爷当年也牛过，所以人们总会虚荣地买上那么几张。而我一下子买了三张，一张寄给了我的母亲，她认定我会死在某个雪山上面，几百年后被挖出来，栩栩如生音容宛在。我说，爸爸妈妈，我很安全。一张寄给了我的部门主管，他听完我的计划，很怀疑我能否上暑假班的课，因为我用完了所有的积蓄，我对他说，我很安全，给我排课。最后一张，你们猜我寄给了谁？

我寄给了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我告诉他，谢谢你，你许的十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如果你不想要你现在的生活，你真的可以创造一个。

那么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我重新许下我的十个愿望，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词汇老师，我希望帮助更多人成长，我希望写出10本能改变世界的书，我希望帮助更多人……对自己的生命发问，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成为一个生活的高手——那些在生活的进攻之下，眼光炯炯，紧盯梦想的人。

后来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我成为了一个不错的词汇老师，成为了新东方讲师的培训师，当有一天我意识到，告诉别人为什么要留学和工作，比帮助别人如何留学和工作更加重要。再后来，我离开新东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新精英生涯，帮助青年人在新的生活里做自己的精彩英雄。我写了《拆掉思维里的墙》，希望帮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自己的样子。

还记得那个功夫高手的隐喻吗？当你被生活攻击，请在接受攻击的时候，请紧盯那些字，并且大声地把他们读出来。

最后，让我告诉你关于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回答，如果我是那个高手，我会先走人房间正中，然后大吼一声！等到他们攻击的时候，打倒一个离我最近的人，然后扭头就跑，然后把那些目瞪口呆的攻击者都抛在脑后，我跑动起来，奔向那些字，大声地把念出来，让头发飘扬。

记得，当你被现实痛苦的攻击，请问自己，我想要什么？然后盯紧你的梦想，而不是你的敌人！

2生存逼着我成功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生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事情。

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因此在大学毕业之后，需要自己去找工作。首先是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以后结婚了，大部分人也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家财万贯的老公，两个打工仔加在一起，开始为自己的小日子谋划起来。要买房子，有了孩子，就要为孩子上学打算……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还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

因 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深圳去了，放弃了在外资公司的工作，在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我和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 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一起，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用母亲的话来说，生意就是这样碰出来，谈出来的。

我的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说，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帮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去了。

记得当时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要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什么也不说，即使之后我碰得头破血流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我 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 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漂亮，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说我是 她的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要做生意，要在这里混下去，不要让人家知道年纪，不要让人家知道婚姻状况会更加划算。

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她。于是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房子的对面，是那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都会看到她们很多人都是端着一碗白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

而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我的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埋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素菜、一个荤菜。

不过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只有两块钱，也要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兜兜转转，她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

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两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 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里和 别人谈判。不过他们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得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有点钱赚，心里面已经算是很满足。

还有一次，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却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储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

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要面对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或者是那种干脆不愿搭理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个时候年轻，刚刚走出校门，反而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还能不能像那个时候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就这样，在炎热的天气里，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的饮料从后座上面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我感到一种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学那时候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扶起自行车，继续一家一家推销着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被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可以解决一大帮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发现，原来我和我的母亲对于生活的价值观、生存的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区别。

我的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多少多少的房产。

在我母亲的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因为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够生存。

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

我们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了来往，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于是我要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 了生活，开头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有企业的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 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日常的支出，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 活重新走上了轨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到深圳，没有跟着我的母亲的话，我会像我的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

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来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

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络。

八 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则成了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五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又只 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的整个过程。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他，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4一个昆山小企业主的高铁之旅

价格、速度与激情

亮银色的高速列车如剑鱼般横卧在轨道上，蓄势待发。

9点50分，徐宁来到北京南站，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一张车票。10分钟后，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G115次列车。

徐宁在江苏昆山经营一家IT产品包装企业。在这家只有100多名员工的“微型”公司里，他既是总经理，也是“业务员”，每个月都要飞行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间。两天前，他到北京参加一场展销会，“接了几个大单”。

这一天是7月7日，京沪高铁开通后的第八天。

“封杀”京沪航班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是被媒体称作“可与空客A380相媲美”的商务车厢：24个座椅可以坐、躺、卧，配有多媒体触摸屏、阅读灯、电源插座、USB和网线接口等。据报道，这样的一个座椅“造价约16万，相当于一辆中档轿车”。

“财政部说，副部级的官员才能坐商务座”，徐宁打开电脑，念起了当天的新闻头条。

接着，他打开生产车间远程监控系统和ERP系统——这是他两年前花费数十万元请人开发的，“我在车间里安了9个摄像头，随时可以监督工人的进度。”

3G信号已经无缝深度覆盖京沪高铁，此前，中国电信宣布天翼3G终端在京沪高铁上可以顺畅地接打电话、无线上网。“我在与不在，公司都在那里，运转如常。”徐宁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信息高速路与现实高铁一起包裹着他。

现在，列车正以309公里/小时的速度，呼啸着穿过华北平原，5小时后将到达13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虹桥。“贴地飞行”，这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形容。

为了这张北京-昆山的商务座车票，徐宁支付了1690元。他说，这个价格“很可以接受”——以前，他从北京回昆山需要先飞到上海，然后搭乘城际快车或汽车。根据东航的订票系统，头等舱票价为2260元，经济舱1130元，折扣最高不过八折。

今年6月，徐宁从上海飞北京与客户谈判，因飞机延误在机舱内等了三个小时，“一笔大订单就这样没了。”而根据民航华东管理局的数据，2010年8月以前京沪航班平均正常率不到50%。经过整治后，这一数字也只有72%。

“贴地飞行的高铁和一日千里的飞机，哪个更省时间？”7月初，上海铁路局宣传部副部长陈万钧发布了一条微博，称《法制晚报》两组记者同时从北京出发奔赴上海，结果乘飞机的那组因航班延误而比乘高铁的记者晚到了半个小时。

“坐高铁的时间，至少是可预期的。”徐宁正计划着，今后彻底“封杀”京沪航班。

现在，航空公司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京沪线素来是一条“黄金航线”，每天平均有80多个航班，客座率保持在80%以上。2010年，这一条航线给东航贡献的利润高达9亿元，国航也在这条航线上实现了5.8亿元的利润。

然而，在京沪高铁开通的一周里，这条黄金航线的机票也卖出了4-5折的“白菜价”。业内人士说，“京沪高铁真是从航空公司手上割肥肉啊！”

超前的高铁？

在设计施工中，京沪高铁的时速曾经从300公里/小时被不断升级到380公里/小时。很多人都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高铁试运行期间，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喜欢进驾驶室，在驾驶员的身后大喊，再快些！再快些！

对此，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该社运营着日本最快的高速列车）的社长松本正之曾表示，“（像中国这样）将速度提升到接近极限的程度，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富有戏剧性的是，到开通时，京沪高铁的时速又回到了起点。专家认为，高铁降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但这种说法，遭到了铁道部的否认。

“还记得19世纪美国修建洲际铁路的好时候吗？我们使用了廉价的中国劳工来完成该项工程。现在，中国是否需要美国的1400万失业者去帮助它建设高铁？”坐在京沪高铁的商务车厢里，一名美国记者唏嘘不已。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调侃说，在发展快速列车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不过美国在另一个带“快”字的东西上略胜一筹：快餐。目前京沪高铁上提供的早餐，是美国人最爱的汉堡。

京沪高铁，被很多媒体比作“中国版的阿波罗登月”。但《纽约时报》说，它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好评。铁道部或许可以不计较为此背上的高额债务以及未来若干年不盈利的可能，而对于普通人，“高铁昂贵的票价已经触及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个痛处。”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里，20多个豪华座椅正寂寞地等待着那些想象中愿意为任何“奢侈品”一掷千金的豪客。而在其余车厢，一等座和二等座的上座率大约只有20%。网友戏称，京沪高铁是在“运椅子”。

“只剩G字头的票了？”学生模样的赵飞宇站在北京南站的售票窗口前，售票人员告诉他，当天的动车票早已售罄，只能买隔天的票。他觉得，自己“被高铁”了。

目前，上海虹桥至北京南每天运行41对时速300公里的G字头动车组与3对时速250公里的D字头动车组。原来的5对“夕发朝至”动车组全部停开，2对“夕发午至”的T字头特快只保留了1对。而且，价格“亲民”的T字头和D字头往往“一票难求”。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坚指出：“拥有基本舒适空间的廉价交通更适合中国的普通旅客，他们并不愿意只为节省几小时，就多花3倍甚至更多的钱去购买高铁车票。”

列车快速地穿过沧州、德州、泰安、曲阜、蚌埠、镇江，一路向南，沿途可以看到盖了一半的高楼，以及曝晒在烈日下尚未完工的公路——虽然在那些早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上，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车满为患的场景。据媒体报道，在京沪高铁沿线，有16座新城已经破土，各地政府都寄希望于高铁能够招商引资、盘活当地经济。

《华尔街日报》报援引了蒂姆·斯塔莫斯撰写的一篇文章，描述他在一个高铁站点的经历：“整个车站的三层楼都铺上了昂贵的大理石地砖，它们被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斥巨资建造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车站，站台上只有一列火车，车站内几乎没有任何乘客在候车。那种氛围就像是被僵尸突袭后的纽约中央车站。这真是中国人心态的最好例证──只要造好了，自然会有人来。”

《华尔街日报》对此评价说，中国或许建设了一个过于超出现时需求的铁路系统。

京沪高铁的列车还在狂奔。15点15分，列车驶进了昆山南站。车门敞开着，像极了一张张饥饿的大嘴。徐宁拎起行李箱，大步走下车去。不远处，只有田野、空旷的公路，和一幢等待封顶的大楼。

中国高考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

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110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的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何时开始拐弯的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他们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后来一批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这种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千二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人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苏联败给美国，即在教育不合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神话中不可自拔。

1958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一位苏联大学生和一位美国大学生。杂志得出结论——苏联学生各方面都更优秀。这是一种预设了答案的比较，因为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美国科技和教育界都感受到空前的挫败感。然而时间证明，以为国家工业建设培养“一枚螺丝钉”为目的的教育体制，最终败给了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的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其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普通的尺子去衡量所有人。

此后，中国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人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授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生应该是“多边界”的，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要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择，当然也无法对产品负责。

“赢在起跑线”：高考异化下延

那么，理想的招生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教育学家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谈恋爱，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而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恢复高考之初，中国的招生制度虽不能保证有效地筛选人才，但至少公平。从委培、保送到各种加分，包括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实际上都稀释了考试的作用，让有钱有权的人左右录取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统计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学生要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15分才能进入同等学校学习。许多家长担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们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异化，从而造就了种种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制度异化已经向下延展，从高中延展到初中，甚至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便是异化的产物。重点学校的教师有些拥有高考的出题权，他们可以参与题库的制定。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不是为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只是希望孩子距离高考考题更近一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教育词汇，例如“赢在起跑线上”。据说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人读澳大利亚的一所个学，上课第一天老师试探性地问学生：“3+3等于几？”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答得出来。之后老师又问了几个数学问题，这位学生都回答正确。当天学校就找到这位学生的家长，问他们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学习这么多不必要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需要20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但为什么要让许多大脑、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岁就参加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大多存在预科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先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选择专业，这等于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医学专业，往往要求学生大学学习两年甚至本科毕业之后，才能申请入读。或许，这才是对人负责的表现。